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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符海潮:试析岳飞的家风

发布时间:2019-02-05 19:58:19  作者:符海潮  来源:岳飞网
试析岳飞家风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及影响作者:符海朝(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学系,安阳 455000)摘要:岳飞家风的形成,从宏观方面而言,和

试析岳飞家风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及影响

作者:符海朝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学系,安阳 455000)

摘要:岳飞家风的形成,从宏观方面而言,和赵宋政权为巩固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力宣传的忠君爱国理念有很大的关系,也和河朔地区的地理及人文环境有较大的关系;从微观方面而言,和其家庭的经济状况、职业背景及世代相传的一些处事风格等也有较大的关系。岳飞在塑造其家风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岳飞家风的主要内容包括忠、仁、孝、勇、廉五个方面。岳飞家风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尽忠报国方面。

关键词:岳飞; 家风;  内容;  影响

学术界对于岳飞的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成果非常多,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分析岳飞优秀的品质,但是,从家风角度进行分析,还未见到,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分析岳飞的家风,自然不能完全采用通常分析中国古代和近代那些留下正规家训文字材料的方法进行分析,而应该有所变通,尤其在史料的收集、分析方面,岳飞毕竟出身于普通的农家,早年也没有接受多少正规的启蒙教育,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通过和幕僚们的接触及战争间隙的勤奋学习,岳飞的文化素质才逐渐提高。而且,岳飞祖上的确切的历史活动记录,也仅限于对其父母活动的一些零星描述,如果从宣和四年(1122年)岳飞第一次从军算起,岳飞一生的主要活动也仅仅十九年;岳云虽然十二岁从军,但关于他的历史活动记录也少之又少。再加上秦桧当权时期,在官方的历史记录中,极力毁谤、污蔑、抹煞岳飞和岳家军的功绩,导致现存的一些史料也非常复杂,云雾难辨,当时一个“日历之官”就说道:“自(绍兴)八年冬,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岳飞生前尚且如此,惨遭杀害后,就更可想而知。这种秽史,连徐梦梓和李心传二位史家也无形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一书,当然是研究岳飞家风的重要的史籍,但由于岳飞冤案开始平反之后,岳霖才开始搜集、整理有关父亲活动的历史记录,其间已经间隔二十一年,为时已晚。而岳珂由于身份的限制,必须在书中为宋高宗极力洗脱杀害岳飞的责任,而对岳飞的功绩,无形中也有不实或夸大之处,尤其是开了后代岳飞“愚忠”形象的先河。

    因此,研究岳飞家风所使用的史料,要慎之又慎,必须根据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情况对史料进行仔细的比对,发现其矛盾之处,然后辨伪存真,得出客观的结论。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家风的形成从宏观方面而言,和其所处的时代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倡导、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也和其长期或较长期生活的地理及人文环境有较大的关系。从微观方面而言,家风的形成和家庭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职业状况及世代相传的一些处事风格等也有较大的关系。宏观和微观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塑造了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家风。

一、岳飞家风形成的时代和地域文化背景

鉴于晚唐五代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的先秦及秦汉儒家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理念的衰落,再加上宋代民族矛盾的尖锐,所以,北宋建立后,统治阶级特别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树立忠君爱国思想的重要地位,采用多种方式对臣民进行此方面的教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一直渗透到社会的底层,正如《宋史》有关忠义人物的列传前的序言所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整体上看,经过此方面意识形态的长期浸染,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两宋之际及宋元之际的关键历史时期,忠君爱国的历史人物颇多,仅元人所修的《宋史》即为278名忠义人物立传,“宋末出现忠义死节之士之多,在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

就孝道方面的教育而言,先秦儒家即确立了有关的价值范畴,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较之先秦儒家的忠君爱国理念,孝作为人类永恒的价值理念,从秦朝到五代,尽管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战乱,其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到宋代,孝作为重要的伦理规范,相关的教育,更是日益得到加强,大户人家的子女,到了七岁,就要开始读《孝经》和《论语》;底层人家的子女,虽然大多没有机会接受此方面正规的教育,但出于人之本性中善的一面的传承,加上浓烈的社会氛围的影响,无形中也会强化这种价值观念;再加上底层社会由于全靠养儿防老,更要强调孝的教育的重要性。

从地域文化背景而言,岳飞家乡相州汤阴县属于燕赵文化圈,概而言之,燕赵文化的特质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虽然慷慨悲歌一词可以用来形容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在历史上,是以燕赵区域最为典型。在其它区域,慷慨悲歌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燕赵地区,慷慨悲歌却已是普遍的特征和特殊标志。以相州所在的河北西路而言,“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土平而近边,习尚战斗。”仰文抑武的北宋政府,对于河朔地区民间的习武传统,从统治阶级的长远目的出发,反而有鼓励的政策,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知定州滕甫上奏:“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猎射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欲乞下本道逐州县,并令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每岁之春,长吏就阅试之。北人劲悍,缓急可用。”,他的合理建议,被朝廷接受。这一带地区的人体魄健壮,比如岳飞,年龄不满二十岁时,已经能够挽弓三百斤(一宋斤折合今一.二市斤),用腰部开弩八石(一宋石为九十二点五宋斤,约合一一0市斤),按照宋朝军制的规定,“弓射一石五斗、弩跖三石五斗”,就达到了武艺超群的水准,具备当皇帝近卫的资格,可见岳飞的臂力和腰部力量何等厉害。程民生教授曾经分析过宋代北方风俗的基本特点,“崇尚武力,任侠仗义,为情绪所驱而舍身忘死,不畏后果。既是阳刚之美,又是粗犷之气。因而,北宋及南宋前期士兵及将领,绝大多数都是北方人”;岳家军中的不少将士都是相州附近人,与岳飞同为汤阴的即有王贵、徐庆、赵宏、姚政、王万、李道等多人。

二、岳飞家风的主要内容

岳飞家风的主要内容,依重要程度可排列如下:忠、仁、孝、勇、廉。  

1.忠君爱国

大致从秦汉以来,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在华夏族及以后的汉人中,逐渐形成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当然,这种观念也不断扩展到周边民族中。不过,古代中国,特别是宋代,让人们区分清楚何为祖国、何为政权是不可能的,忠君与爱国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忠君思想不可能等同于愚忠”。

后世将岳飞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愚忠楷模,有多方面的的原因导致,且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不断强化的过程。首先和岳珂所编写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有关,岳珂要争取为祖父雪冤,必须依靠“赵家人”,因此,在他的书中,必须竭力避讳甚至抹煞岳飞与宋高宗之间的矛盾,不管他主观上情愿与否。但是,岳飞愚忠形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则和乾隆皇帝为使臣僚对自己尽忠的刻意塑造有关;而在民间岳飞愚忠形象走向泛滥化,则和钱彩等人所编写的《说岳全传》有很大的关系,一些有关岳飞愚忠形象的戏剧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岳飞的忠君爱国思想贯穿于其抗金活动的始终,其背上的“尽忠报国”四字不管是否出自岳母,但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何铸审讯岳飞时,“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岳飞的忠君爱国思想应该和父母的教育分不开,周同曾经教岳飞射箭,他去世后,岳飞“朔望设祭于其冢”,父亲看到他这种知恩图报的行动后,说道:“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宋高宗重建大宋后,虽然口口声声喊着收复失地的口号,实际的行为却是不断南逃,身为从七品的小武官,岳飞却敢在建炎元年(1127年)六七月间大胆上书高宗,指斥黄潜善等宰执,“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虽使将帅之臣戮力于外,终亡成功”;他恳请宋高宗重返东京,亲率大军,渡河北伐,可上书的结果却是被革掉官职,削除军籍。岳飞之忠,还表现在“立储”问题上,赵宋王朝从立国之初即确立了疑忌武将、不准武将参与军事以外的朝政的规则,岳飞对此应该非常清楚。但当岳飞获悉女真贵族准备废掉刘豫伪齐政权后,改立宋钦宗的儿子为傀儡皇帝,制造两个宋国、破坏抗金大业的阴谋后,毅然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上奏宋高宗及时确立赵瑗的皇储地位,粉碎金国的阴谋。于是,绍兴七年(1137年)九月,趁着觐见的机会,向宋高宗宣读自己的这封密奏,岂料岳飞的一腔热血、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宋高宗的冷眼冷语,“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此后,他又与岳飞的部下薛弼和刚上任的左相赵鼎言及此事,可见高宗对此事的重视,对岳飞也愈加不信任。当绍兴十年(1140年)秦桧又一次力主对金屈辱的议和之时,岳飞面见高宗,直接指出“相臣谋国不臧”;金人败盟后,宋高宗将秦桧奏折让岳飞看,岳飞读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这句话后,极为痛恨秦桧的欺上瞒下恶行,说道:“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面对权势熏天的秦桧,岳飞并没有考虑反对秦桧将要面对的恶果。在事关抗金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岳飞总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日常生活问题上,同样可以看出岳飞的忠君爱国思想及行动。宋高宗也知道岳飞非常廉洁,甚至常拿出自己家里的钱财购买军用品或接济贫穷的将士;为了激励、拉拢岳飞,希望岳飞能够在所有问题上和自己保持一致,要为岳飞在临安购买房舍,岳飞说道:“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从岳飞此言即可看出,霍去病在同一时刻的选择,就是他的榜样。

2.仁以待众

岳飞的父亲岳和虽然只是一个仅能维持全家基本生存的自耕农,但是“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贳其财者不责偿”,这种仁慈的行为,会在幼年的岳飞心中生根发芽。

岳飞不管是在独立成军之前还是以后,在作战的过程中,对陌生的百姓、士兵、战俘,都能够待之以仁。

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岳家军大败曹成军于桂岭县(今广西桂岭县)的蓬岭,曹成率剩下的残兵逃往连州,岳飞对张宪等说:“曹成败走,馀党尽散,追而杀之,则良民胁从,深可悯痛;然纵其所往,则大兵既旋,复聚为盗。吾今遣若等三路招降,若复抵拒,诛其酋而抚其众。谨毋妄杀,以累主上保民之仁。”最终其部众被招降,部分加入了岳家军。建炎四年(1130年),隆佑皇太后逃难途中,曾受到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一带乡兵叛乱的惊吓,宋高宗对此痛恨不已;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岳家军平定了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和虔州乡兵的叛乱后,宋高宗下密旨给岳飞,严令将虔州的被俘者全部斩尽杀绝,以儆效尤;岳飞赶忙上疏请求只诛首恶之人,赦免胁从,宋高宗不允许,岳飞又急忙接连上奏,重复此请求且陈说屠城的危害,宋高宗才勉强答应;最终岳飞按照法律,诛杀了几个叛军头领,其馀的全部赦免,“市不易肆,虔人欢声如雷”,岳飞遇害后,仍然“家家绘而祀之,遇(岳飞)讳日,则裒金饭僧于梵舍,以为常。虽更权臣之祸,亦不变”,可见当地人对岳飞仁慈壮举的感恩图报。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岳家军镇压了杨么军后,如何恰当处理包括家眷在内的二十万失败者,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牛皋从宣示军威和示众的目的出发,主张杀一小部分人;岳飞认为被俘之人大多为普通的受钟相妖言迷惑的民众,此前程昌?在镇压杨么军的过程中,为雪被屡屡打败之耻,一味滥杀,反而招致杨么军队伍越来越壮大,殷鉴不远;尤其是岳飞认为“其馀徒党并是国家赤子,杀之岂不伤恩,有何利益?……但得大事已了,仰副朝廷好生之意,上宽圣君贤相之忧,则自家们不负重责,于职事亦自无惭也”,岳飞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后,决定让强壮者当兵,老弱者耕田。从此,湖湘地区再未出现大规模的叛乱,生产逐渐恢复,岳家军主要驻扎区南边,也成为安定的后方。裨将寇成曾经违抗军令,杀死战俘,岳飞知道后,马上按照军律处罚他,“是以信义着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宋高宗为此颁布给岳飞的制词有“得仁人无敌之勇”、“宣予不杀之武”、“广好生于朕志”等语;在给岳飞的手诏中写道:“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济时,先声所临,人自信服,则何以平积年啸聚之党,于旬朝指顾之间。不烦诛夷,坐获嘉靖,使朕恩威兼畅,厥功茂焉!”由于岳飞将此明智的处置措施,归之于宋高宗及朝廷的恩德,所以也得到了宋高宗的高度赞许。

岳家军之所以能成为一支忠君爱国、军纪严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与这支军队的灵魂岳飞的楷模及治军思想有非常大的关系;岳飞治军,仁严兼济,而以仁为本,“常与士卒最下者同食。樽酒脔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则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师野次,士卒露宿,虽馆舍甚备,不独入”;“诸将远戍,则使妻至其家,问劳其妻妾,遗之金帛,申殷勤之欢,人感其诚,各勉君子以忠报。其有死事者,哭之尽哀,辍食数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辄亲造抚视,问所欲,至手为调药”,岳飞的大儿媳和二儿媳,均为牺牲将士的女儿。  

岳飞的治军风格,也得到了朝廷的表彰,宋高宗颁布给岳飞的诏词中多次出现“绝少分甘,与人同欲”、“甘苦同于士卒”、“虽万众而犹一心”的语句。岳飞的部将黄纵在岳飞遇害后,辞职归家,他评价岳飞,“仁心爱物,虽古之名将有所不逮”。有这样与将士们苦乐同享、生死与共、关心有加的领头人,将士们自然会舍生赴死、尽忠报国。

3.大孝报恩

自靖康元年(1127年)冬天,岳飞追随康王赵构南下后,与家乡竟成永别。但是,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们还在汤阴老家,河朔地区被金国占领后,音问隔绝。岳飞独立成军后,多次派人去汤阴一带寻找家人,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因为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完颜宗弼率军攻占汤阴县,“降其卒三千人”,汤阴一带受战争的破坏比较严重;岳母和家人肯定要找安全的地方去避难,不可能留在老家的村庄。后有人从汤阴来,方知道了母亲和孩子们的下落;但是毕竟是战争时期,派人前后往返十八次,才得以将他们接到江南;见到母亲后,岳飞非常高兴,赶忙向母亲跪拜表示不孝之罪。

但是,由于在沦陷区饱受战争带来的忧患、恐惧的折磨,到了南方后,又不服水土,年过七旬的母亲,只能长期卧病在床。岳飞尽管已经是高级将领及一方大员,军务、政务都非常繁忙,但是,只要不出兵,他总是晨昏伺候,亲自尝药、喂饭,察看衣着是否合适;为让母亲好好休养,“语咳、行履未尝有声”,每次出师之前,必严饬家人小心侍养,“微有不至,詈罚自妻始”;母亲去世后,“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每恸如初,毁瘠几灭性”;安葬时候,岳飞与岳云跣足徒步,扶着灵柩,“不避涂潦蒸暑”,江南的四月,已经比较炎热,再加上走的是山路,有的将佐请求替岳飞扶灵柩,岳飞坚决不让,沿路之人看到后无不为之涕泣;安葬之后,筑草庐于墓侧,“朝夕号恸。又刻木为像,行温凊定省之礼如生时”;又接连向高宗上奏折,要求解除自己的官职,守三年丧礼,宋高宗自然不会答应,在三诏不起的情况下,宋高宗只好严敕相关官员做岳飞的工作,甚至拿出杀手锏,如果岳飞再不赶快履职,就要拿岳飞手下的所有属官问罪,事情到此,岳飞只好赶快赴任;但守丧期间,岳飞始终穿着丧服。

岳飞的大孝报恩思想不止于对待自己的母亲,自己成长道路上的恩人,也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岳飞早年曾经“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周同去世后,年幼的岳飞就能够“朔望设祭于其冢”;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张所,也以此情相报,张所遇害后,岳飞找到其还未成年的儿子张宗本,视如己子,为其找名师为塾师,饮食起居的待遇,超过自己的孩子。绍兴七年(1137年),宋高宗因明堂大礼施恩群臣,岳飞舍弃给自己儿子恩赏的机会,把这个机会给了张宗本,又向高宗上奏折“陈述(张)所死难之由,乞追复旧职,仍乞优加褒异,以旌其忠”,宋高宗答应了岳飞的请求,又特别赐给张所家属银、绢百匹、两。

4.勇冠三军

由于岳飞的父亲岳和毕竟只是个农民,所以,此处的分析将只限于岳飞、岳云父子。

靖康元年(1126年)六月,岳飞率领百馀骑兵前往榆次(今山西省晋中市)一带执行侦察任务,突然与金军相遇,由于大多战士此前没有经历过战斗,“骑士畏却”,岳飞见此情景,单骑突入虏阵,“出入数四,杀其骑将数人。虏众披靡”,不敢进逼,战士们才得以稳住了阵脚,稳定了情绪,增强了信心,锻炼了胆魄。晚上,岳飞又穿上杀死的金国军人的服装,潜入其营,遇到对方的巡逻兵,则“谬为胡语答之,遂周行营栅,尽得其要领以归”,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此战,二十三岁的岳飞初显英雄本色。

建炎四年(1130)七月,宋廷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岳飞率部刚赶到泰州,宋廷又命岳飞救援楚州;岳飞命部将张宪留守泰州,自己挥师出征,岳家军虽在楚州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但终未能改变楚州被攻破的战局。岳飞接到宋廷退守通州和泰州的指令后,率军撤退,撤退途中,金军围追堵截,岳飞率领“扶伤饥羸之卒,贾其勇于累战之馀”,柴墟镇之战,“河流为丹”,可见战斗之激烈,岳飞身先士卒,身被两枪,犹乘胜追击敌军,金军败退回营寨,岳家军得以护送数十万百姓退入安全地带。

绍兴十年(1140)七月,郾城大战之前,岳飞率领少数部队前去勘察战场,突然黄尘遮天蔽日而来,原来是金军部分骑兵突然到来,随从人员考虑到敌众我寡,又有主帅在场,于是想后退避敌,岂料岳飞却说道:“不可,汝等封侯取赏之机,正在此举,岂可后时?”激励随从将士杀敌立功,并亲率四十名骑士率先突出阵前,都训练霍坚急忙上前挽住岳飞的战马,劝谏道:“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岳飞在霍坚的手上抽打一马鞭,紧跟着厉声说道:“非尔所知!”跃马突驰于敌人阵前,箭无虚发,中箭者应声倒地;将士们看到主帅亲自出马,士气倍增,无不以一当百,一鼓作气击溃了敌人。岳家军之所以敢打硬仗、能打硬仗,和主帅岳飞的表率作用绝对分不开。

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宋孝宗开始为岳飞平反,以礼安葬;淳熙五年(1178)九月,又诏令礼部为岳飞议定谥号,议谥官员议定的谥号为“武穆”;“临战亲冒矢石,为士卒先,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忠义徇国,史册所载,何以尚兹”,此为《武穆谥议》文末对岳飞一生勇武行为的概括,是谥号议定“武穆”之“武”的依据。

岳云真可谓将门虎子,得岳飞之真传,十二岁就跟随张宪部作战,岳云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重八十斤的两个两铁椎,可见其臂力之大;随州之战,十六岁的岳云率先登上城墙,随后的邓州、襄汉之战,功均在第一。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的颍昌之战,岳云率领八百背嵬军与金军骑兵激战数十回合,“出入行阵,体被百馀创,甲裳为赤”,人为血人,马为血马,空前的血腥的战斗,连久经战阵的王贵都产生了怯战情绪,岳云及时制止了王贵的动摇;颍昌之战,岳家军大获全胜,岳云在关键时刻的勇猛行为,成为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5.清廉一身

岳飞清廉的家风表现在既不贪财、也不贪名、更不贪色三个方面。此前分析的岳和对财产的态度,可以看出此方面他对岳飞的影响。

岳飞乐善好施,不置资产,“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九江有宅一区,聚家族之北来者,有田数顷,尽以赡守家者”;岳飞遇害后,秦桧派党羽“极力搜刮,家无馀赀”,秦桧仍表示怀疑,认为岳飞的家产肯定不止于此。于是,又“兴大狱数年,尽捕家吏,逮治有死者,而卒不得锱铢”;每次作战胜利后,朝廷给予的奖励,“多者数十万缗,少者数万缗,付之有司分给,一钱不私藏”;宋人袁褧在其书中记载了岳飞家产被查抄的具体数目,“仅金、玉、犀带数条,及锁铠、兜鍪、南蛮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馀匹,粟、麦五千馀斛,钱十馀万,书籍数千卷而已”,数量不少的布、绢、粟、麦,主要为了补贴军用,此前岳飞经常这样做;在张俊等大将大肆克扣军饷的风气蔓延之时,岳飞的做法,更显得可贵。

岳云十二岁从军,屡立战功,“襄汉平,云功第一,不上逾年……平杨么,云功亦第一,又不上功”,张浚听说后,才替岳云上奏战功,可岳飞还是极力阻止;军队战后论功行赏,赏罚不公,则会酿下祸端;岳飞一贯强调正人必先正己,所以宁愿委屈岳云,也不能让将士们觉到自己对他们赏罚不公。部下刘康年知道岳飞不会自己为自己邀功,所以利用向朝廷陈乞襄汉功赏的机会,擅自作主,在盖了印的空白公文纸上,私自填写奏请,请求封赏岳飞次子岳雷文职之官,岳飞知道后,不能容忍自己清白的声名受到玷污,更不能容忍部下擅自胡为,所以接连向高宗上了《劾刘康年伪奏乞恩泽奏》和《再乞寝罢刘康年伪乞恩泽札子》两道奏札,其中写道:“臣近蒙恩,以收襄汉功,宠加旌节,臣具恳辞,不敢祗受。敢谓康年于国家多事之际,辄以私门猥琐,希求恩宠。望寝前命,仍将康年正朝典”,一是要求废止刘康年伪乞的恩泽,二是要求对刘康年严惩不贷。

吴家军大将吴玠得悉岳飞身边的女人只有夫人李娃一人后,出于和岳家军搞好关系的目的,“尝得名姝,有国色,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去送给岳飞,岳飞毫不犹豫地拒绝后,向手下的将士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道:“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当张俊、韩世忠等大将对女色贪婪无节的背景下,惟独岳飞出淤泥而不染,坚持一夫一妻,与李娃恩爱始终,连吴玠也深为敬服,自叹弗如。

三、岳飞家风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影响

就岳飞家风的影响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忠君爱国思想,尽忠报国抑或精忠报国,虽有一字之差,出处也有不同,但均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成为爱国主义的一面大旗。一代代仁人志士、凡夫俗子,不管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还是在寻常的生活中,践行着尽忠报国的诺言。

当何铸看到深入岳飞肤理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又仔细地分析了案情后,应该是被岳飞真诚的忠君报国之情、之行为深深打动,于是不但没有附会宋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等的恶行,反而将其冤情汇报给秦桧,而当秦桧告诉他这是宋高宗的旨意后,何铸并没有马上幡然悔悟,缓缓说道:“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说的秦桧无言以对。齐安郡王赵士?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对岳飞尽忠报国之言行,非常了解也非常佩服,他对宋高宗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岳飞无他”岳飞冤案审理过程中及遇害之后,尽管宋高宗和秦桧的高压恐怖之屠刀高悬,仍然有不少心怀正义的臣僚和民众,为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所感染,为岳飞等鸣不平。

如果说岳飞遇害之后,其尽忠报国家风对士大夫和官僚的影响,主要得之于元末所修《宋史》及其他官私史书,以及历代文人所写的有关岳飞的诗词、散曲的话;对普通民众而言,得之于戏曲、演义类小说的影响更多。在南宋时期,岳飞冤案平反后,有关岳飞抗金事迹的“说话”即流传颇广,据吴自牧《梦梁录》所记,南宋咸淳年间,一着名的说书艺人王六大夫擅长讲张、韩、刘、岳故事,“听者纷纷”,虽然其具体内容不可考,但关于岳飞的内容估计应该以“尽忠报国”为主。到了元代,“有关岳飞的杂剧有三部,其中一部无名氏的剧名即为《宋大将岳飞精忠》。到了明代,戏曲有无名氏的《精忠记》、汤子垂的《续精忠》,小说有于华玉的《通俗演义精忠传》”;清代钱彩、金丰的《说岳全传》,其全名为《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可以看出,在这些戏曲、演义类小说流传的过程中,“精忠报国”四字越来越流行,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类传播途径,尽管大大扩大了岳飞的社会影响力,固然有利于宣传“尽忠报国”的思想,却将“尽忠”误为“精忠”,常将岳飞家风中一些真实的内容弄得面目全非,这肯定不是岳飞三代人尤其是岳飞的初衷。今天宣传岳飞的家风,自然应该宣传其原貌,尤其要澄清把岳飞的“尽忠报国”思想搞成愚忠的错误认识,弘扬科学的爱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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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符海朝:河南省安阳师范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辽宋金元史的教学和研究,曾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各1项,出版学术专着2部。